【中国商界传媒】谁是中国商界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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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与潘石屹

张欣：有“信仰”的人有福了

很多人认为，张欣是一个让商界男性黯然失色的女人。但显然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女权意识的人。”她对《中国企业家》说，“男人和女人就像一只鸟的一对翅膀，少了哪个都不行。”

事实的确如此，起码张欣身边所有的女朋友都无法想像，如果没有潘石屹,张欣会怎样。反之亦然。

2009年4月，我们见到张欣的时候，她刚刚被美国《福布斯》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富豪”之一，排在奥普拉、eBay前CEO惠特曼等后面。但是，张欣非但对于商业女性话题不感兴趣，还觉得女富豪这个词有点刺耳。“真难听啊。”她笑着说。

事实上，现在张欣只对很少的东西感兴趣：慈善、孩子、信仰、贫困地区学校厕所。在她不感兴趣的名单上，则是楼盘、财富、销售数字。“我就是这么感觉的，财富今天在你这儿，明天可以到别人那里去。在的时候不要太欢喜，去的时候也不要太忧伤。”

这可不像前几年的张欣。SOHO中国上市后，张欣和洪晃的碰面机会变少了。洪晃偶尔见着她，一副嘴角上火的样子，说，“晃，你知道我要跟多少人说股票的事吗？”

再往前几年，张欣被冯仑说成地产圈的“大野洋子”(万通六兄弟分家)，是查建英眼中“龟的故事”，优雅的沙龙女主人，喜欢与文化人艺术家为伍，热衷于谈论“城市的灵魂”……但她自己后来承认，回国改变了她，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追逐市场的人”。中国商人从富到贵的进化之怪现象，也一度使她迷失。

直到她专心做起慈善，选择教育的现代化(尤其是精神教育)作为SOHO中国基金会的重点。

像很多企业家做慈善一样，张欣一开始也属于事件驱动型，“非典”时搞“中国精神”活动，东南亚海啸时也捐款，但后来发现这种目标不明确、没有系统性的做法效率不高。软硬件也要结合——他们在潘石屹的老家甘肃天水推广“儿童美德工程项目”，但这些贫困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于是后来就有了老潘要花100万元建厕所的争论。

去年6月12日，四川地震一个月以后，SOHO中国基金会组织一些作家、教授、NGO举行小型慈善讨论会。张欣在发言时好几次提到盖茨基金会。她说：“盖茨有个说法很棒：做慈善不仅是Capital(资本)，还是Human Capital(人力资本)。我希望慈善能够进入SOHO中国的公司文化，员工们都能够来做义工。”

她还想呼吁更多的人参与推动文明进程。今年3月26日，张欣邀请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来华做了一次小型教育研讨会，强化“学”与“商”的关联。

女性会天然比男性更容易从事慈善事业吗？袁岳(博客)说，“白手起家的男性企业家做慈善的时候会比较苛刻，他们推崇自我奋斗，更希望捐赠对象靠自己的能力。女性则要温和很多，她帮你是因为她爱你。”

是的，张欣爱。“我14岁离开北京，19岁之前一直在香港做女工。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学，接受好的教育。”而在英国剑桥念书，左翼知识分子的氛围激起了她的共产主义情结。那时候她最高的理想是要去世界银行、IMF这样的机构工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消除物质和精神贫困。如今，财富和基金会让她重新实现梦想。

有意思的是，张欣当年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私有化。她推崇罗素，对于民主和自由有很多向往。但命运安排张欣成为世纪之交北京的一位房地产(博客热议)开发商，她开始反思安·兰德夫人的客观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是她的追随者，但最后也承认市场没有能力管制自己。”

无论是潘石屹盖公益厕所，还是李连杰让灾民按手印(保证捐赠效果)，张欣说，“我觉得人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个灵性的光芒，能够参与到人类的进步中来。”

这样的话接近一名信徒——张欣就是一名信徒。2005年，张欣在刘索拉的影响下接触到了巴哈依教。该教“人类一家”的教旨与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相通，跟现代文明也并不矛盾。它直接影响了张欣近些年的状态，“因为我现在有信仰，我觉得生活每一天、工作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祈祷。”

张欣给我们现场传教：“有道德的人总是致力于变革社会。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品质发展而言，这个尘世，这个我们创造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修行之地……”

在洪晃眼中，她认识十几年的这位好朋友最大的变化是，“城府越来越好，就是她不着急了。张欣是一个越有钱就对别人越宽容、对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的人。”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张欣既不觉得“花钱比赚钱还难”，也不追求慈善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了。她甚至问我们：“什么叫非公募基金会呀？”她也不喜欢言必称盖茨基金会，“并不是说我们非得是一个清教徒才可以去做慈善。不用把它想得特别复杂，那反而设立了门槛，其实每个人都能服务，连我十岁的孩子每周都去做义工。 ”

张欣承认，自己的慈善事业还处于摸索和探讨的阶段，还是“婴儿期”。“什么东西能打动你的心？这是一个标准。如果有一颗纯洁的心，一定会有最好的结果。”

所以跟洪晃、俞渝等人的“姑奶奶俱乐部”也办不下去了。张欣不喜欢清谈，“这些有才华的人要行动起来，不能老是怀旧，一定要参与社会进步，这是最重要的，不然你的才华都变得没有用处了。”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女Boss的Prada包拿回办公室。他不小心推了张欣的椅子，张欣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她做了一个受惊吓的表情，又回头说谢谢。作为一个信徒，张欣的情绪已经很少再有起伏了。

杨澜(资料图)

杨澜：从追求自由到追求爱

杨澜本来有机会成为芭芭拉·沃尔特斯(美国著名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式的人物，但是她不。现在，大家都管她叫“中国的奥普拉”。

几年来，她采访了600多个名流人士。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问故我在》，但至少，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从她留学回国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像奥普拉那样经营自己的形象和公司。杨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杨澜，商业的力量和先生吴征的角色都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奥普拉声称自己没有商业头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杨澜却在一开始就对我们坦承商业对她的影响。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从商业中得到极大快乐的人，我还是更多从创意中得到极大快乐。如果要挣钱，在中国我也不会做媒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做一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如果商业上不能够有持续的、自我发展的动力，任何的创意都不可能实现。”

她的商业启蒙基本上是在吴征的点拨下逐渐完成的。在创业过程中，杨澜慢慢找到一些乐趣，商业模式、团队基本成型，也从每年的财报和资产负债表里得到很大的快乐。

“而且我知道了中国经商之难，使我对于企业家这个群体怀有深深的尊敬。”以前杨澜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乡镇企业家给她的印象是个贬义词，但自己经商以后，她对城里的、乡下的企业家都充满尊敬。“他们智慧超人，能够在一无所有当中创造财富，经历中国这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波动生存下来，还有自我学习的超越。人性在一次一次的蜕变中，本身的动力那么强大，我觉得这就是人文精神。”

不过杨澜自己的蜕变也有一个从叛逆到入世、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我经历过一个所谓价值观的转折。”这是杨澜第一次袒露心扉，“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非常叛逆的，对于一直灌输给我们的集体主义那一套东西深感厌恶。我觉得就是应该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不自由，毋宁死！”

但后来，她才意识到真正的个人价值是当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这种满足感是巨大的”(她不肯说哪个具体事件，你可以想见她本身作为媒体人的戒备)。

比起商业成就，杨澜的慈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

2009年4月4日，我们在北京见到杨澜，她的日程安排很紧张，第二天她就要去四川，和利乐集团合作建立120个“爱心岛”及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这属于杨澜和中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专项基金：汶川孤残儿童救助基金，已经筹款超过5000万元。

此前一天晚上，本刊记者在四川青川县城的宾馆里经历了3级余震。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杨澜对“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的专访。第二天，杨澜告诉我，她很认同尤努斯的理念，“慈善应该是理性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他给乞丐贷款而不是施舍，这是一种更深的尊重。”

比起很多人做“慈善秀”，杨澜对于慈善有深入的体察。她说：“你凭什么认为单单有良心就能做慈善？爱不仅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强弱会决定以后意愿的多少。”

中国的慈善事业仍不完善，“我们缺乏的并不是个体的企业家商业伦理，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欠缺。”杨澜坚信，“慈善一定是一种能够自我补充的长效机制，而不只是一腔热血喷洒出来的。一种制度的建立要比单纯捐钱重要得多。”

和盖茨夫妇一样，杨澜夫妇成立基金会也缘于一位亲友的亡故。2005年，他们的朋友陈逸飞突然去世，并且身后留下了遗产纠纷。杨澜和吴征认为，没必要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处理财富问题了。当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

相比“零售的慈善”，杨澜更关心“批发的慈善”。目前，阳光文化基金会已经开始和北大及哈佛合作，赞助一项公益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及公益创新论坛。“这实际上是一个O2O(机构对机构)的平台，做的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困。”她说，“尤其去年涌现那么大的捐赠额，今年经济危机又这么严重，所以必须提高NGO本身的执行力。”

杨澜建立人脉的能力非常强大。最近的例子，她和中欧商学院CEO班同学、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合作开发珠宝品牌；另一位投资人则是著名歌手塞琳·迪昂——杨澜是在一次专访中认识她的。她俩同年同月同日生，合作顺理成章。

近距离接触希拉里、莎拉·布莱曼、朱丽叶·比诺什等优秀女性，杨澜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不同的闪光点。她最推崇林徽音，其知识、气质、修养都接近一个“完美女性”。

杨澜也还记得，自己成长时最受感染的文学形象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关于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奋斗，和《简·爱》，“我们的灵魂是平等”。

我们的采访在长安街贡院六号的会所进行。采访之前，杨澜已经接待了至少4拨客人。采访结束之后，她先回家陪孩子吃饭，然后等化妆师来做造型。晚上，她要去参加爱马仕的活动，观看比诺什的舞蹈。这是一个名女人典型的生活日程。

李亦非(资料图)

李亦非：行至山高处，坐看云起时

如果商界女性可以分为“武侠女”和“文艺女”类型的话，董明珠、孙亚芳应该属于武侠女(想想她们在商场上是如何拼杀的)，杨澜、徐静蕾似乎更像文艺女。

本身就是武打背景的李亦非更不必说了。这位前维亚康姆(MTV)中国掌门人，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豪爽凌厉、快意恩仇——几年前，她是《中国企业家》仅有的封面女郎，被戏称为“主妇CEO”。她也是最早被美国《财富》评为全球影响力商界女性的华人。

假设命运是另一种偶然，李亦非有可能会成为“女李连杰”。“当时家人不坚持我非要考大学、出国留学，我自己也没有那种向往的话，我可能就是接拍电影，沿着那条路就火了。”她希望以后有机会当导演或制片人拍一部理想的武打片。

李亦非不喜欢“矫情”，作别战斗了8年的娱乐业，在全球次贷危机爆发的前夕，投身欧洲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高雷(GLG Partners)。

2008年夏末，GLG伦敦总部迎来了三个新人：原高盛明星基金经理人(博客专区)Driss Ben-Brahim，原摩根士丹利全球证券部主管Bart Turtelboom，以及李亦非。时机真是坏极了。上千家对冲基金破产了，整个行业缩水五千亿美元。但一向自信的李亦非感到庆幸，“市场就如蹦极，幸亏我是在低点进入的，未来只有一个趋势，那就是上涨。”

她不留恋过去。“我是永远拥抱未来的人！算算人生，如果你活到85岁，现在才活了一半，你恋什么栈？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很大的辉煌，但是我未来的辉煌可能还会超越那个呢。如果你觉得人生到顶级了，那你怎么突破呀？”

这是惟有李亦非才会说的“女性宣言”——她还有“女性檄文”：“我要说一句公道话，女性在商场上遭受的嫉妒和压制，更多地来自于女性本身。”李亦非参加美国《财富》女性论坛，很多女CEO都得出这个结论。“女性成功的障碍更多来自于女性，真的。”她直言不讳，“女孩子在学校和单位里受到的嫉妒、孤立、非议等常常来自于女性，而非男性，所以女性要克服自身弱点，敢于自强，追求自己的梦想。”

2009年春节，李亦非、汪潮涌一家四口和张兰、汪小菲母子，作为新西兰旅游局特邀的客人到访新西兰，其间LV杯太平洋[15.59 0.06%]帆船赛在奥克兰举行。在世界蹦极发源地Kawarau桥的蹦极中心，李亦非及女儿和张兰都体验了蹦极——可在场的男性没有一个敢跳的。

杰出女性往往在精神层面上不安分，她们不断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鞭策。前老板雷石东曾经对李亦非说，“你是个追求自我完善的人。你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有时候咄咄逼人，都是在完善你自己。”

这话简直可以作为女性成长“心灵鸡汤”的箴言了。李亦非对娱乐媒体业已然经风雨，见彩虹，如今她华丽转身，做“财经美人”，玩高端金融游戏了。

但她现在只能当自个儿的魔头了——虽然私下里又有下属管李亦非叫“大M”了(《穿Prada的恶魔》女主角)。“金融圈有无数精英，我只能在他们面前顶礼膜拜了，但是我希望未来几年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好在好莱坞离华尔街并不远。李亦非的父亲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母亲是数学老师，加上多年受汪潮涌耳闻目染，她对金融并不陌生。其实，十几年前刚回国，李亦非就曾有机会去投行工作，但当时觉得夫妇同行没意思。如今殊途同归，李亦非这才发现他俩是最佳拍档。“就像张欣和潘石屹(博客)一样，我俩缺了谁也不行。”

多年来，李亦非张扬外向的个性就没变过。她毫不介意野心勃勃，“对于成功自信的男人来说，有追求的女人和高智商的女人，只会更具魅力。”

站在她身边，汪潮涌更显得温柔儒雅。他俩度过了很多浪漫狂野的时刻，还一起投资创办了美洲杯帆船赛“中国之队”。

最后就要说到今年初在汪潮涌的四十岁生日派对上李亦非送给他的那首诗《夕阳之恋》了：“十七年前，我们相遇纽约/如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当你的屁股不再紧绷/我的双峰不再挺拔……岁月如梭，我们都悄悄的老去/当美洲杯的辉煌成为过眼烟云/MTV的摇滚演唱会成为往事的记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这首配乐诗朗诵，李亦非一直是笑着念的，当时在场28个朋友，3个男人都哭了。

后来，李亦非这样告诉先生：“我这一辈子就写一首诗给你，到死都够了。”

孙玮(资料图)

孙玮：We Can Do It！

要是杰出金融女性有一个“女人教”的话，孙玮一定是其中的“护法圣女”之一。她们的共同信条是：女人当自强。

出身军人家庭，度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孙玮听很多人讲过，但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80年代初出国，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最早拿到美国律师执照的人之一；90年代重回中国做投资银行，牵头执行了很多大型国企海外IPO，最轰动的一笔交易是2007年底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撮合中投56亿美元入股摩根士丹利——她攀上了华尔街职场女性“冰山”的高峰。

不过，这一路的艰辛，惟有谈得很投机时她才会对你推心置腹。“我一点都没有优越感。我们其实有时非常狼狈，每天都在挣扎。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做错了客户指着你鼻子骂，干不好马上炒鱿鱼。这就是生存，这些是别人看不到的。”

这种“喘息”的感觉成了投行一个不无心酸的玩笑：孙玮的好朋友、摩根士丹利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给她发邮件，“你什么时候浮上水面透口气(Up for air)请叫上我。”

“说到底，女人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和男人一样。”但孙玮深深觉得自己幸运，为能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成为“出类拔萃之辈”(有本写肯尼迪政府一代精英的书叫《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感到自豪。她是摩根士丹利全球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主流华裔组织“百人会”成员，2008年被《财富》和《华尔街日报》连续第3年评为最值得关注的商业女性，并被美洲华人博物馆授予“中华传承奖”。“我活到这个年纪能说这句话：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虽然从小就被母亲教育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女人不能只照顾自己和家庭，要有胸怀，但孙玮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波伏娃的《第二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对她影响很大，“我个人的梦想就是Dare to dream the dream，敢去做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而且失败了也无所谓，最后不枉此生。”

像很多海归一样，重回中国做投行既是孙玮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也是她寻找自我Identity(身份)的过程。她原本以为出国做个职业女性就能证明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受尊重，1990年当“律政俏佳人”就进入美国主流生活了，直到一天晚上，她在办公室俯瞰窗外灯火璀璨的纽约夜空，突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I a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我站在世界之巅)，我想证明的都已经证明了，但是却特别彷徨……”

最终，中国情结、五千年的文化底蕴让孙玮找到自我，“当一个中国人变成了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痛失了自我。”1993年，她到香港证监会工作。 1998年(生了三个儿子以后)，加入摩根士丹利，带领团队推动中国人寿(行情 股吧)[23.50 3.16%]、中石化、中铝等海外IPO项目。2006年初，她跟随前老板约翰·麦克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花旗回到摩根士丹利，担任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有人说，孙玮就是“刀锋麦克”在中国的“刀锋”。

听上去像完美人生？“你看到我们一脸笑容，其实背后有很多泪水。”孙玮说，“再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她，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我就会自我怀疑，如此辛苦是否值得？这种梦是不是傻子做的不可实现的梦想？干吗要做这种梦？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好在这个女人背后有四个支撑她的男人(丈夫和三个儿子)。他们度假时会一起去滑雪、潜水(一家人都有潜水执照)。有一年圣诞节，儿子们送给孙玮一个特殊的礼物：美国二战后一张著名的女工海报，原来的标语“We can do it”(我们能做到)谐音改成“Wei can do it”。它和其它家庭照片都摆在孙玮的北京办公室里。

孙玮还从艺术中汲取力量。多明戈唱的《蝴蝶夫人》她听得热泪盈眶。谭盾《秦始皇》在美国第一幕公演，她自己买票去捧场。她跟艺术家刘炜、赵刚、汪建伟交流。“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认可逃避，人的这种精神世界的陶醉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在现实中拼搏。”

说白了，孙玮“Wei can do it”的过程就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极限生存挑战——就像她从滑雪、潜水、歌剧这些业余爱好里体会到的一样。“华尔街绝对是一个性别歧视的地方，女人要攀这座冰山真的很难。你要想在男人世界里取得成功，做了这一行就不能认输，我要继续往前走，我要追逐我这个梦想。”据透露，孙玮正在带领团队搭建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全业务格局(投行、商行、基金、信托、私募投资等)。

当然，再怎么信奉“女人教”，“圣女”也难忘“天上的父”——这一点是编辑在采访孙玮前一天晚上梦见的。孙玮对此大呼“恐怖”，但点头称是。“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典型的老革命，他真像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至此，孙玮才赫然发现，自己做的一直是“英雄儿女”。

俞渝(资料图)

俞渝和她的商界闺蜜们

时至今日，有些玻璃天花板仍然牢不可破。

至少从表面上看，当当网总裁俞渝已经是位比较中性的女商人了。她习惯穿着中性色彩的职业装，但她仍然可以想见，她的男性商业伙伴们经常在玻璃的另一头打高尔夫、蒸桑拿，可能顺便就谈成了交易。对她来说，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交障碍。“商界高层是以男性为主的，要加你一女的，人家玩得也不爽。但是你不混吧，脸不熟又怎么办事呢？”

创业十年来，俞渝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她经营的电子商务领域并不需要她跟客户吃饭来完成销售。她干脆把这类事情交给丈夫、联合总裁李国庆去办。另一方面，她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不定期地在798、Party上和她的女朋友们碰头。

这份闺蜜名单无疑相当有份量——张欣、洪晃、刘索拉、查建英、宁瀛。这个由房地产(博客热议)(博客热议)开发商、出版人、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小圈子，被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戏称为“姑奶奶俱乐部”。她们经常一起“瞎混”：张欣SOHO现代城开盘，刘索拉演出。前几年，宁瀛还把一些聚会的影子拍成电影《无穷动》，从中能看到很多女性主义话题。

这样的组合，要说“风云际会”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张欣显然非常为她的女朋友们骄傲。“我们都是地道的北京人，都是少年时期去国外，都是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充满矛盾地成长起来，都爱这个国家。”

当年，《华盛顿邮报》继承人凯瑟琳·格林厄姆把尼克松拉下了马，尼克松曾经不无刻薄地称她所在的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为“一群爱搞影子阴谋的女人”。在中国，商界闺蜜俱乐部的影响力尚未如此显著，但是她们的阅历、兴趣还是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之间的交谈不会局限于世俗问题，而会具有某种公共性。

2003年“非典”期间，一份450字的“中国精神宣言”就是在俞渝的生日派对上，由田溯宁提议，张欣带头起草和修改，在洪晃位于大山子的家里出炉的。就着烛光、香槟和饺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位在场者后来记录说：“最后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好像成为这次讨论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

去年夏天，张欣潘石屹(博客)(博客)夫妇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庆祝奥运开幕晚会，默多克、邓文迪、张曼玉和她的建筑师男友都来了。到了后半夜，最后和张欣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的还是这么几位：李亦非和刘索拉。这三个女人都留着短发，打扮精致，在夜色中熠熠发光。

张欣是沙龙女主人，也是连接文化圈子和商业圈子的核心。洪晃在张欣嫁给老潘之后两个月就认识她了。“国内如果说有一个女企业家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就是张欣，她很多方面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企业家。”洪晃曾经以撺掇张欣买了一件亚历山大·麦奎恩的大衣，至今仍然被视为她给张欣的最好的建议。不过俞渝记得，“张欣是个特别能吃苦的人。有时候我们吃完饭，她去洗手间换牛仔裤就下工地了。”她还用“波澜不惊”和“专注”来形容张欣。

按照李亦非的说法，如果真有个《欲望都市》商业版的话，她自己就是闲话专栏作家凯莉，张兰是热情开放的公关经理萨曼莎，张欣则更像工作狂单身律师米兰达。和肥皂剧不一样的是，在现实的聚会场合，这些女性从不进行“抱怨式的聊天”，最不会被谈论的就是男人和爱情。张欣说：“这不是三十岁之后的女人的话题。”

她们也很少讨论商业话题。洪晃只有在买房子的时候才会向张欣请教。“万一她谈商业或者投资，我这些方面资历和知识太浅，注意力开关就关掉了，她在说外语呢……和张欣、俞渝在一起，我特别能感受到我和她们是不一样的动物，她们才是上好的女商人。”

洪晃说自己没什么“商商”，但她有的是创意和鬼点子。俞渝创业初期，她给她支过招。“当时我觉得哪儿都是我的市场，可晃说不。她说，你在草原上打兔子，哪怕兔子再多，你也要找几棵树做参照物，然后再射击，调研是必不可少的。”而潘石屹建议俞渝要学会像耍猴一样敲锣打鼓，洪晃说，“我给你翻译一下，老潘就是要你做Marketing。”

尽管在事业上互相扶持、心境上彼此印证，但是，当这些精力旺盛、拥有影响力又自视甚高的女人凑在一起，争吵是不可避免的。洪晃在博客里提到，有一次Lady Lunch，她向刘索拉建议是否能做一些商业化的音乐，结果被刘大骂回去。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有一个女性主义话题想必会(或者已经)引起洪晃和俞渝的争论。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女性的最终归宿在哪里？”洪晃说：“回归家庭也挺好的，家里没人带孩子对世界的未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俞渝则说：“胡说八道，什么回归家庭？一个女人经济上不独立，她还能有精神上的独立吗？我觉得我妈妈那一代，顾秀莲、郭凤莲、陈至立她们要比这一代女性独立得多，这方面我们是一个退步。”

不管怎么争论，商业女性的社交圈子和男性相比，还是体贴和互相理解的，充满了感情色彩。袁岳(博客)(博客)的零点公司做过相关调查，“女性更加倾向于亲近的情感组织，对于孩子俱乐部、创业家妈妈这种组织的兴趣会比商业俱乐部兴趣更大。男性更加功利地进行社会交往，比如高尔夫、会所等，情感特征不明显，个人感受不强。”

孙玮参加过《财富》“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论坛—— 她的圈子更国际化，密友之一是法国女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嘉德，后者曾在美国贝克·麦肯思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管。“这是种激励。”孙玮说，“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在男人的世界里做出一番事业，都不为自己是女性受到束缚，而且敢去追逐梦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相互鼓励。”

闺蜜至此，甚至有点“抗抑郁俱乐部”的意思了。美国社会学家德博·拉贝勒说，“拥有最好的女朋友的女人在竞争环境中较少感到孤立，较少产生焦虑和抑郁，有更强的自尊感和权能感。”

但张欣们的“姑奶奶俱乐部”显然已经烟消云散了。当提及吴尔芙姐妹当年在伦敦活跃的布鲁斯伯里知识分子俱乐部，张欣“啧”了一声，“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一些人是很思想性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凑在一起，附庸风雅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些了不起的大脑能够有社会的眼光、人类进步的眼光，一切都会变得有意义。”

所有商界闺蜜都在不知不觉地成为“过来人”。这份成员名单就像被放进草药汁的特制纸张，随着时光流逝，它会显现更多陌生而重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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